于中宁:去殖民化的核心是颠覆西方优越论,建立对西方的战略警惕

作者:于中宁 发布时间:2019-07-13 08:55:17 来源:于导谈天说地 字体:   |    |  

  就像辉煌的希腊罗马文明始终伴随着侵略、战争、屠杀和掠夺一样,西方文明从来没有能够脱掉自己的野蛮性。他们在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后,在近代和现代也进行了无数的战争,并且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和掠夺。美国通过屠杀印第安人完成自己的原始资本积累并占领了北美土地后,仍然永不停止地向世界扩张,那么大的国土和那么多的资源都不能堵住他们贪婪的野心。美国短短200多年历史上所发动的200多场战争,就是西方文化野蛮性、贪婪性、掠夺性的最佳明证。一直到今天,美国对全世界发起经济战,甚至对自己忠心耿耿、亦步亦趋的所谓盟友,其实是自己的走狗和准殖民地都不放过,正像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所说,美国要的是仆人而不是伙伴。特朗普和他的右翼伙伴们的表演,充分说明了白人种族和西方文化的基础价值观的野蛮性、掠夺性和傲慢性,搞得世界不得安宁。西方文化的这种侵略性、掠夺性和野蛮性从来没有改变过,将来也不会改变。

于中宁:去殖民化的核心是颠覆西方优越论,建立对西方的战略警惕

  1980年,弗里德曼在他的堪称自由资本主义纲领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全面批评了美国几乎所有经济政策。尽管这些批评充满着自相矛盾、事实隐瞒和故意扭曲,但是有一点他是正确的,他清晰地指出,美国的经济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了,或者是具有较多社会主义性质的了,他说:

  【“我们认为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中,在美国,社会党是最具影响力的党派。”】

  而民主党和共和党,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只大党最终都采取了社会党的立场。……几乎社会党在1928年总统竞选中颁布的每一条经济政治纲领,如今都已制定为法律条款。”】

  为了佐证他的论述,他在书后全文附上了美国社会党1928年的纲领,任何一个智力健全的人,在对比美国的经济政策和这个纲领后,都会认为弗里德曼的论述并非虚妄。

  弗里德曼在书中列举了英国在19世纪就实行了的那些社会主义政策,认为美国的那些社会主义政策都是从英国学来的。也就是说在弗里德曼看来,英国的社会主义政策比美国更彻底。例如英国的医疗保障制度至今美国都没有实行。

  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英国政府在本土所实行的那些社会主义政策,为什么在香港和其他当地居民占大多数的殖民地都没有实行?相反,其本质是弱肉强食的强盗资本主义的所谓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由奉行强盗逻辑的弗里德曼的徒子徒孙组成的美国传统基金会,却将香港年年评为所谓自由度最高的经济体,从而一再误导香港,使香港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与此同时,弗里德曼在大陆的徒子徒孙,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将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引入中国,使得医疗、教育和住房被中国人民认为是新三座大山。在大陆,新自由主义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制造了贫富差距的巨大分化,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

  更重要的是,自由资本主义乌托邦给中国带来更为深重的道德灾难,它推翻了被塞缪尔·亨廷顿教授认为是“文明共性”的那些“最低标准道德观念”,带来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使中国成为一个在基本价值上“无所适从的国家”。

  香港问题和大陆问题有极大的共性,这就是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或者在相当程度上实行了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极大地拉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是彻底的反人性反人道的,因此必然引起极大的社会不满和动荡。

  英国政府没有在香港实行在本土实行的政策,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在香港实行的是殖民政策,殖民政策的本质是掠夺。大陆虽然在政治上没有被殖民,但很多人在思想文化上很大程度也被殖民化了。因此去殖民化不仅仅是香港一地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大中华区,甚至是整个第三世界的根本问题。

  去殖民化首先要深刻认识殖民化的本质,以及它深厚的种族、文化、制度和历史原因。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制度有三个基本错误认识。去殖民化的深层意义就是在这三个方面拨乱反正。

  第一个错误认识是对西方国家或者说是西方文化的阴险性、野蛮性、侵略性、掠夺性、殖民性估计不足,缺乏战略警觉。这种失误在香港回归一开始就存在,并且一直延续下来。香港回归前有西方记者采访中国政府的两位重要领导人,两人都说中央政府没有必要在香港派驻军。这种错误想法被邓小平及时纠正。但是这种以善良的愿望对西方所形成的模糊认识,一直指导着中国的外交和香港政策。这使得中国在西方屡屡煽动香港的暴乱中,也使得大陆在面对美国突然挑起的贸易战和全面围堵中,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失去了从容应对的战略和战术手段。屡屡使自己处于被动之中。

  第二个错误认识是全盘或部分接受了西方优越论,导致整个中国在文化、政治、经济、法律等各个方面都陷入无所适从之中。这种指导政策上的混乱深度影响了社会,使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发生了大面积塌陷。维系社会道德秩序的,被亨廷顿教授认为是“文明共性”的那些“最低标准道德观念”,已经或正在沦丧中。使无论是香港还是大陆都面临一个道德重建的艰巨任务。

  第三个错误认识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缺乏完整的认识。现代资本主义是由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主体两个部分组成的,绝不是弗里德曼及其徒子徒孙所说的自由资本主义。其中资本主义有其贪婪残忍的一面,也有发展经济的合理因素,例如职业专守精神,法治精神,企业家精神(不包括商人精神)等等。同时,社会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伟大创造,例如经济平等精神,社会正义精神,政府不但有权而且必须大力干预经济的精神等等,这些精神都离开了西方的基础价值观,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因此去殖民化绝不仅仅是去殖民符号化,而是要去殖民文化、殖民价值观以及在这种文化和价值观影响下所形成的殖民经济政策、殖民政治政策、殖民文化政策和殖民社会政策。也就是说是一种全面的脱胎换骨的去殖民化。

  一、去殖民化首先要深刻认识西方文化的本质,对西方文化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马克思早就讲过资本主义是在对殖民地的屠杀和掠夺以及对下层群众的压榨中获得原始资本积累的。马克思没有讲的是这种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与白人种族的种族根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西方文化以自利型竞争为基础价值观。这种自利型竞争价值观正是白人种族的根性。

  所谓的西方是指日耳曼人(日耳曼人是指罗马帝国北部所有以游牧、侵夺生活为主的农、牧、渔业部族,被罗马人称为蛮族)消灭西罗马帝国后所侵占的西欧地区。因此所谓的西方文化价值观与日耳曼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和种族特性有高度重合性。

  凯撒大帝在《高卢战记》中对日耳曼人有明确的描述,说他们一年换一个地方;只吃肉和奶;每个家庭的男丁都要轮流参与对外的战争,并且大冬天不穿衣服,只披兽皮,以锻炼他们在艰苦环境下进行战争的能力;不但不断发动对罗马的战争,而且内部不同部族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完全靠掠夺生活。

  这种自利型竞争就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物竞天择,来源于日耳曼人的基本生活方式。

  英国就是这种丛林法则的最好表现。欧洲大陆的凯尔特人受到日耳曼人的掠夺和挤压来到英国,消灭了英国的土着。以后日耳曼人中的一只,盎格鲁-萨克逊人又从大陆来到英国打败了凯尔特人,将他们赶到了苏格兰和爱尔兰。日耳曼人中的另一只诺曼人又从大陆来到英国打败了盎格鲁-萨克逊人,取得了自己的落脚点。日耳曼人的又一支,海盗维京人又不断侵扰英国,取得了自己的落脚点。在英国人对美洲进行殖民和屠杀的同时,他们对近在咫尺的爱尔兰凯尔特人再次进行了屠杀和掠夺。

  日耳曼人虽然是同一种族,并且有自己共同的文化特征,但是从他们诞生起,一直到现在的上万年间,从来没有融合成为一个国家,始终处于不断的争斗之中。尽管二次世界大战使他们认识到这种自利型竞争的惨痛教训,逐渐联合起来形成欧盟,但是英国人为了自利的目的现在又退出欧盟,使好不容易实现的联合出现了瓦解的可能。

  其他白种人也都是这种游牧型民族。但是由于其他白种人的文明比日耳曼文明(严格的说,日耳曼从来没有产生过文明)产生的早得多。所以,他们在灭掉除中华文明外其他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后,吸收这些文明的成果,具有了一定文明性,产生了希腊罗马文明。尽管古典希腊罗马文明也是在不断的内外战争、掠夺和屠杀中度过的。但是日耳曼的西方比他们更野蛮。

  日尔曼西方灭掉古典希腊罗马文明;对伊斯兰教进行十字军东征屠杀和掠夺;灭掉他们自己的基督教兄弟东罗马帝国并进行了大肆洗劫;在他们自己创造的西方黑暗的中世纪中,相互间进行没完没了的战争与掠夺。

  以后他们又渡过重洋,对印第安人和印第安文明进行种族灭绝和大肆掠夺,使得除中华文明之外人类仅存的古代文明也不复存在。同时对亚洲和非洲进行殖民和掠夺。正是他们在长达2000年的对全人类的掠夺中,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才有可能在资本的推动下发生。

  就像辉煌的希腊罗马文明始终伴随着侵略、战争、屠杀和掠夺一样,西方文明从来没有能够脱掉自己的野蛮性。他们在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后,在近代和现代也进行了无数的战争,并且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和掠夺。美国通过屠杀印第安人完成自己的原始资本积累并占领了北美土地后,仍然永不停止地向世界扩张,那么大的国土和那么多的资源都不能堵住他们贪婪的野心。美国短短200多年历史上所发动的200多场战争,就是西方文化野蛮性、贪婪性、掠夺性的最佳明证。

  一直到今天,美国对全世界发起经济战,甚至对自己忠心耿耿、亦步亦趋的所谓盟友,其实是自己的走狗和准殖民地都不放过,正像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所说,美国要的是仆人而不是伙伴。特朗普和他的右翼伙伴们的表演,充分说明了白人种族和西方文化的基础价值观的野蛮性、掠夺性和傲慢性,搞得世界不得安宁。西方文化的这种侵略性、掠夺性和野蛮性从来没有改变过,将来也不会改变。

  资本主义的贪婪和掠夺性来源于白人种族的贪婪和掠夺性。种族的贪婪、文化的贪婪和制度的贪婪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特性。任何对西方文化的农夫善心,最终都将被证明是南柯一梦,使自己的利益遭受极大的损失。

  中国正是由于没有建立起对西方文化的战略警觉,对西方插手香港问题没有及时进行遏阻,造成香港问题彻底失控。同时对美国突然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缺乏战略警觉,使中国在战略上处于被动。

  所以,去殖民化首先要深刻认识西方文化的本质,对西方文化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对西方明里暗里对中国和香港发动的各种混合战争,有充分的战略准备和战术手段。

  二、去殖民化要充分认识西方优越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危害,建立中国自己的叙事逻辑。

  为了掩盖西方文化的贪婪性、野蛮性、侵略性、掠夺性,西方知识界为西方文化披上了一层华丽外衣,这些华丽外衣表现在方方面面,最本质的就是西方优越论。西方优越论为西方掠夺文化制造了合理性。这种优越论和合理性又通过教育和宣传占领了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头脑,使他们彻底奴化。所以西方优越论和掠夺合理论,在第三世界就形成了奴化合理论。

  香港知识界和大陆知识界都有浓厚的奴化合理性,只不过香港知识界的奴化更深入更彻底。这是香港问题很难解决、愈演愈烈的主要基础。要解决香港和大陆的奴化合理论,首先就要彻底颠覆西方优越论。

  西方优越论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最早是种族优越论,它统治了西方思想界400多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希腊罗马思想家、启蒙思想家和美国建国之父那里,“人”这个概念仅指白种有钱男人。人人生而平等是白种有钱男人之间的事,有色人种和女人都不属于“人”的范畴,所以他们不能享受平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白种穷人都不属于人的范畴。

  美国建国后,有色人种、下层阶级和妇女经过了200年不懈的斗争,才在名义上上升到人的地位。但这也仅有仪式感,绝大多数白人骨子里的种族优越论没有更改,也不可能更改。特朗普总统以及支持他的白人基本盘,他们的种族主义和对妇女的蔑视,通过民主再次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这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再次创造了历史。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灭绝种族的血腥性,种族优越论变成了一种政治不正确。所谓政治不正确就是不能说出来,但实际还是那样想。于是需要一种新的优越论来取代它。新的优越论,一种是文化优越论,另一种是制度优越论。这两种优越论都建基于种族优越论之上,但它们之间又有明显的区别。

  文化优越论在两次大战期间由马克斯·韦伯给予了高度概括。韦伯企图否定资本是资本主义原动力的论断,认为新教伦理才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一方面他企图否定资本主义的贪婪性,把葛朗台式的自我约束和职业精神描绘为资本主义精神,并且非常牵强地在新教伦理和他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建立了联系;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承认,贪婪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且引用新教领袖卫斯理的话说,职业精神最终也会演变成贪婪。

  韦伯的思想特别适合美国。因为最早到美国的人,除了英国的城市流氓之外也有一些新教加尔文派的清教徒。这些人特别狂妄,自认为他们是山巅之城,是人类中特殊的一群,肩负着给人类指明道路的责任,是上帝特别眷顾的人。他们有责任清除上帝预定不是人的人,注定下地狱的人,这使得他们在屠杀印第安人时下手特别狠。华盛顿、杰斐逊、杰克逊和林肯就是这样的人。

  这种文化优越论后来形成了美国保守主义传统,把新教进一步向前延伸到基督教和犹太教,以获得一种历史感,形成完整的文化传统。拉塞尔·柯克就是其中的代表。

  文化优越论假借宗教来说明他们是上帝特别眷顾的人,因而特别聪明,特别健壮,最终回归了种族优越论。由于20世纪人类学的发展,绝大部分人类学家都通过他们的考察和研究,否定了文化优越论。在20世纪末的一次文化研讨会上,亨廷顿委婉而不情愿的终结了文化优越论。

  所谓的制度优越论是沿着另一条线发展的。这种观点认为西方文化起始于古典希腊罗马,虽然经历了中世纪1000年的黑暗(实际上否定了基督教),但是经过古典复兴和启蒙运动,通过英国、美国、法国的三大革命,建立起自由民主制度。是这个制度产生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使西方获得了优势,可以统治整个世界。

  但是制度优越论只是政治家、媒体人和教科书的说法,西方主要思想家并不认同这种说法,这是因为这种制度存在着深刻的自相矛盾。例如自由和民主就是矛盾的。自由意味着个人的随心所欲,而民主意味着多数制定规则,意味着对少数的强行限制。因此极端自由主义者并不认同民主,他们把民主说成是乌合之众、多数暴政或民粹。这种论调在西方实际上是一种主流论调,他们把个人自由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实际上否定了民主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用数学证明了多数人投票并不能满足多数人的愿望,被称为不可能定理。这个理论完全符合民主制度产生200多年来的现实。多数人的诉求虽然是各种各样的,存在着很大的分散性,但他们在经济平等上却有着很大的一致性。然而民主制度在绝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带来经济平等。最近的事实就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有的数据都证明,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了,而不是越来越小了。民主在它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失效的,被证明不存在一再被渲染的优越性。

  这就是美国最终回到种族优越和文化优越的原因。特朗普赤裸裸的宣称美国第一,世界所有国家的利益都要服从美国利益,美国就是要当世界霸主,而且绝不放弃这个霸主地位,不服我就打你。

  也就是说美国撕掉了所有优越论的外衣,回到了西方文化的贪婪性、野蛮性、侵略性、掠夺性。就像历史学家汤因比在20世纪20年代两次大战之间对当时西方强国的描述,他们是回到了野蛮时代。

  西方优越论毒害了整个第三世界的知识界,使包括大中华区在内的所有第三世界的知识界受到了很深程度的文化殖民而不自知。有些人还自觉自愿的成了文化殖民的吹鼓手,属于那种被人强奸了还替人数钱的主。这些知识分子无耻到了没有底线的地步。

  用西方优越论来进行文化殖民,奴化了大多数知识分子,这是今天大中华区所有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这种殖民化通过教育和咨询影响了决策层,也影响了普通民众,特别是在香港这种奴化教育了100年的地方。

  整个大中华区都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文化去殖民化,否则表面的去殖民化不会起多大作用。如何重新认识白人种族、西方文化和西方制度,重新认识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是摆在全中国面前的一个艰巨的文化任务。必须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行颠覆性的思考,给出对现代历史的中国解答,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思想体系。

  整个大中华区都有去殖民化的问题,香港的去殖民化只是更特殊、更急迫。去殖民化的核心是颠覆西方优越论,建立对西方的战略警惕。

  三、去殖民化也要认识到西方文化创造了一些有价值的体系,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法治、职业专注和企业家精神。去殖民化在去掉西方文化糟粕的同时,应该学习和改造这些有益的价值。

  我们在对西方主流价值观保持警惕,并通过科学的分析来颠覆西方优越论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西方的历史并不完全是西方的统治者创造的。

  西方世界和白人种族的下层民众一方面接受了主流价值观,因为这种自利型竞争的主流价值观是从他们的基本生活方式、他们的历史和他们对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的激励——反应中自然生成的。另一方面他们也有基于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生活诉求而产生的属于他们自己的非主流价值观,这就是对平等,特别是对经济平等的诉求。因为他们必须要活下去,统治者也需要他们活下去。

  从摩尔根开始的人类学调查和研究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人类学家证明,在人类早期,不同的种族和不同的部族都奉行共同的价值观,就是对外实行野蛮的掠夺,对内实行相当程度的平等,这种内部制度被称为军事民主制或者是原始共产主义。这种对内对外奉行不同价值观,韦伯将其称为双重伦理,政治学将其称为双重契约,现在人们常用的词儿是双重标准。

  人类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伦理观出现了重大分野。人类在大约在公元前7千年产生了迁徙农业。在公元前5千年到三千年产生了定居农业。定居农业才能产生改造自然条件的水利工程,包括城市在内的大规模建造活动,以及为这些活动服务的包括手工业在内的分工。当然还有由分工所产生的阶层分化。

  定居农业就是人类的古代文明。由于定居农业需要不断扩大人类的组织规模,以获得经济的规模效益,需要不断的部族间的融合,因此集体性、合作性以及由分工性产生的阶层性和不平等性增加了。农业文明产生了内外相对一致的伦理观。

  人类的另一部分始终处于迁徙状态中。除了保存下来的迁徙农业,在大约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000年产生了迁徙性的游牧业和渔业。迁徙人类始终处在原始部落状态,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允许他们不断的融合和扩大,除了小规模的生产活动外,他们需要不断侵夺邻居的地盘,特别是需要不断掠夺富裕的古代文明地区。

  除了中华文明外,没有其他古代文明能够抵挡住这种持续不断的掠夺。因为定居人类的军事能力比迁徙人类的军事能力要差得多。结果是古代文明都被消灭了。即使是中华文明也多次陷入被征服的境地。只是由于中华文明部族融合的历史非常久远,因此人数众多。例如汉代的人口比同时期埃及的人口要多将近10倍,这往往使政治征服最终变成种族和文化融入。

  人类古代文明相继被征服,被消灭,不代表古代文明落后,蛮族文化优越。相反,先进文明由于创造的财富太多,这些财富往往引起内部争执和分裂。给了力量并不强大的落后文化以机会。落后征服先进几乎成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定律。

  日耳曼人是个没有自己文明史的种族。在很长时间内都保持着部族主义的传统,在定居后转化为村社主义,以后军事首领逐渐转变为领主。对外的掠夺演变成对内的掠夺。

  但是,力图保持内部平等的诉求和努力仍然存在。白人种族的这种双重伦理和双重契约与起始阶段的基督教相吻合,当时基督教宣传四海之内皆兄弟,平等是基督教的初心,这是白人种族普遍接受基督教的重要原因。但是基督教一旦取得统治地位,白人的自利型竞争的基本价值观就改造了基督教,使基督教也奉行了双重伦理,这就是对异教徒的屠杀和掠夺的根源。

  资本主义产生后,资本主义对农民和工人的残酷掠夺,一方面激起了农民和工人的反抗,另一方面也激起了白人知识分子的道德拷问,这种道德拷问正是建基于古代平等和基督教平等。道德拷问一方面通过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表现出来,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则发展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系统的平等思想。

  社会主义是西方文化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但是,资本主义总氛围下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工具型的实用主义的社会主义。

  英国本土实行的政策也没有被引入到英国的由其他种族占多数的殖民地。在这些殖民地,强盗资本主义是英国实行的主要政策。香港社会的动荡,大陆民众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正是因为全部和部分实行了这种强盗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殖民主义经济政策所引发的。

  显然,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双重伦理,双重标准。因此去殖民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去强盗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学习欧美的社会主义政策。

  关于法治,我在上篇文章中已经说过了。关于职业专注和企业家精神,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多说了。

  去殖民化要正确认识西方文化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两面性,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法国着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文明史》一书中指出:殖民主义

  【“扩张有利于欧洲。它使欧洲有机会得到新的土地,安置其多余的人口。……这一剥削过程的主要里程碑有:16世纪来自美洲的金银财宝,普拉西战役之后英国野蛮地打开了印度大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强迫中国开放其市场,以及在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瓜分非洲。”】

  但是他接着说:

  【“西方值得表扬的一个方面就是,它不遗余力的试图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行之有效的、社会的和人文主义的方法,以对工业化带来的许多艰难困苦做出回应,……这一求索过程贯穿于整个19世纪。……社会主义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为人普遍使用。”】

  正如普京最近所说,自由主义已经失败了。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自由主义不但不能终结人类历史,相反它将终结自己的历史。社会主义正在修正自己犯过的许多错误,建立新的基础。社会主义正在重新出发。

  四、对香港的治理要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坚决彻底不受任何干扰地实行去殖民化。

  香港的所有问题,说到底都是英国人留下来的殖民制度造成的。包括殖民地经济、殖民地法律、殖民地文化、殖民地社会结构和殖民地政治。由于香港民主派——又叫香港汉奸派、走狗派——的破坏,香港的民主已被证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靠香港人自己来完成去殖民化的任务已被证明是力不从心的。中央政府必须对香港建立明确的去殖民化目标和规划,坚定不移而又耐心细致地完成香港去殖民化任务。使香港真正成为中国的香港,而不是身在中国,心在美国的香港。

  首先,明确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治权是香港治理的首要任务。

  中央政府虽然现阶段对香港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但是香港屡屡暴乱,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都受到极大挑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应重新考虑和安排治权的分配,将治权的指导权拿在手里,而将实施权授予香港政府,并且明确申明香港政府的职权是中央政府的授权,这是因为中国的政制既非联邦制也非邦联制,一国两制指的是经济制度而非政治制度。同时允许香港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便宜行事。

  同时中央政府应该申明,一国两制是中央政府的良好愿望,但是如果一国两制受到严重干扰,危及香港社会的稳定和国家主权,中央政府将会毫不犹豫的收回全部治权,造成这样后果的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上法律责任。中央政府一旦收回全部治权,这些人在香港的路就走到头了。

  中央政府的指导权应分为长期指导规划和年度指导规划,指导规划以去殖民化和香港繁荣稳定为基本目标。中央政府应对指导规划进行考核和督查,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督查意见。全面系统地完成中央政府的指导规划是香港政府的职责,对失职问题要进行问责。

  其次,在去殖民化的基础上,完善香港的法律体系是当务之急。

  香港法律体系的去殖民化和完善化,目标是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维护香港社会的正义。

  需要全面审核香港现有的法条,在去殖民化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法条体系。也要改革香港的法院制度和律师制度,使得香港的诉讼制度摆脱外国政府的控制。

  更重要的就是,香港要有一个像美国联邦调查局那样的具有权威性质的调查机构,这个调查机构应该是中央调查机构在香港的分部,香港警察应该像美国那样只是地方警察,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应该由中央调查机构全权负责,地方警察无权插手。

  中国还应该有美国中央情报局那样的机构,专门负责国外情报,在香港也应该设有分部。

  设立中央调查机构和地方警察系统是美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经验,非常值得中国尽快学习,尽快形成体系。

  调查体系和法律体系会形成强有力的社会治理手段。调查体系负责长期全面的获取证据,只有在证据的基础上法律体系才能起作用,否则法律体系只能是形同虚设。

  第三,彻底检视香港的经济政策,逐步实行现代的税收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和房地产政策以及其他产业政策。第四,全面彻底地去除殖民文化,包括整顿香港的媒体、教育和公务员队伍,坚决清除殖民分子。

  这两个方面就不展开谈了。

  总之中央政府到了和香港的殖民势力和大陆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摊牌的时候了。而且不要等到收复台湾后再摊牌,现在就要摊牌。中央政府要拿出反腐和南海建岛那样的魄力和执行力全面对香港和大陆的殖民势力开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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