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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年谱》摘抄(二十三)

作者:识丁老头乙抄 发布时间:2019-08-28 19:33:38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1977年10月2日

  会见参加国庆庆祝活动的港澳各界同胞代表团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和夫人。在谈话时指出: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四人帮”胡说什么“地、富、反、坏、侨”,把华侨同地、富、反、坏并列起来(完全是信口雌黄,在四人帮时期从来没听过这样的称呼,只听说过“地、富、反、坏、右”。——民族复兴网编者注)。这种错误政策一定要纠正过来。要做大量工作,进行政策教育,全国执行。中央已下了这个决心,对愿意出去的人,不要搞得那么紧,继承遗产、娶亲等等,都可以出去。回来的也欢迎。

  1977年11月17日

  下午,和苏振华、罗瑞卿等在广州听取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韦国清、王首道等汇报。在谈话中说:……。所以我们搞外汇有很多门路,多搞点外汇,争取进口些大设备。要找几个省来共同出力解决香港供应的问题,光靠广东一个省解决不了。供应香港、澳门,是个大问题。你们要提个方案,把情况作个分析,如实反映情况,说清楚你们负担的是什么任务、遇到了什么问题、哪些可以自己解决、哪些要中央解决。比如,搞几个现代化养猪场、养鸡场,宁肯进口一点粮食养猪养鸡,以进养出,赚回钱来。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1979年3月29日

  上午,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明确提出一九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后,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指出:现在有人开始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就是即使到了一九九七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香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的人放心,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指出: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利益,这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一九九七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这次谈话后,中国政府把解决香港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1979年7月12日—15日

  游览黄山。……。十四日傍晚,在始信峰,应香港长城电影公司《白发魔女》外景队演职员的请求,同他们合影。

  1981年2月17日

  上午,会见前来主持美洲银行北京代表处开幕式的美国美洲银行行长奥尔登·温希普·克劳森。

  △ 委托邓力群打电话告诉廖承志: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方针。请各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材料和方案,供中央参考。

  1981年4月3日

  上午,会见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彼得·亚历山大·鲁伯特·卡林顿勋爵一行。在回答如何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的问题时指出: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这是我们的一项长期政策,而非权宜之计。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郑重地说,我在一九七九年同麦理浩爵士谈话时所作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是可以信赖的。可以告诉香港的投资者,放心好了。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指出:现在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加强中美关系的愿望。我们注意到里根总统就职后没有按照他在竞选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讲话行事。我们高兴地看到,里根总统和其他美国领导人多次讲过会慎重处理这个问题,不会采取导致中美关系停滞或倒退的行动。

  1981年12月8日

  上午,会见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副主席李伯忠。指出:中国的调整还需要五年的时间。经济建设,必须量力而行,必须要稳。真正做到这一点,经济发展可能会更快。现在国内的主要问题:一是就业压力大,国家每年要安排七八百万人就业。二是知识不够。我们这样大一个国家,仅司法人员、经济警察就需要一两百万,但一时培养不出来。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指出:我们正在考虑处理香港问题的政策,这些政策不会影响香港投资者的利益。

  1982年4月6日

  上午,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希思问:记得一九七四年五月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时,你也在座,我们讨论了香港问题。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一九九七年,还早哪,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一九九七年只有十五年的时间了,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香港问题的?因为很多人都要在香港投资,怎样才能使投资者不要担心呢?邓小平回答: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我们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他人都可以参加,可以做政府雇员嘛,甚至成为香港政府的成员都可以考虑。香港的各种制度也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的名字发展民间关系,如贸易、商业关系。到那时可能还保留护照。对英国来说,商业方面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还可以发展。在谈到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问题时指出:如果中国那时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新界的租借,香港岛、九龙半岛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①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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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指1842年8月、1860年10月、1898年6月英国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即《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原称《中英续增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根据这三个不平等条约,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的中国领土被割让给英国,位于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岛屿的中国领土,即所谓“新界”,被“租借”给英国,期限为99年,1997年6月30日到期。

  1982年4月27日

  上午,和胡耀邦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举行第一次会谈。……。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指出:我们尊重国际条约,还是到一九九七年,不准备提前解决这个问题。方案无非两个,一个是新界延长租期,一个是收回。现在我们定的方针是,到一九九七年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整个收回。英国的“盘子”是放在能够继续维持英国的统治这点上。这不行。在中国,不管哪个人当政都不会同意新界延长租期。而且一建国我们就否定了关于香港的不平等条约,不承认这个条约。卖国的事谁也担当不起。所以,我们同英国人说,到一九九七年,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中国全收回。在这个前提下,维持香港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我们设想,那时香港收回后,维持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的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也不变。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组织地方政府,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挂中国国旗,也可能有个地方的旗帜,这可以商量,因为它也有些外事活动和国际交往。保留这样一个香港对我们益处比较大。不管怎样,香港必须收回。不搞这一条全国人民要反对。

  1982年8月10日

  上午,同邓颖超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邓昌黎①、陈树柏、牛满江②、葛守仁③、聂华桐等,听取他们对发展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建议,并介绍中国经济形势和改革开放的情况。……。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指出:就是一个原则,一九九七年香港一定要收回,同时宣布以后的政策。香港不收回,我们这些管事的人,历史上将怎样写我们?说得露骨点是卖国贼,含蓄点是清朝皇帝。香港收回后作为特别行政区,制度、生活方式等都不变,力求保持现在的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称为“中国香港”。香港的管理,北京不派人,香港自己找人管,香港必须以爱国者为主体的香港人管理。

  1982年9月24日

  上午,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前途问题交换意见,全面阐述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是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否则,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①!不迟于一、二年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中国的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结束殖民统治时代。中英两国应该合作,共同来处理好香港问题。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在撒切尔夫人提出有人说一旦中国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有可能发生波动时,指出: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担心这一点。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制造混乱是很容易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建议双方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撒切尔夫人同意邓小平的建议。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 下午,会见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

  1983年4月4日

  内容 审阅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修改方案的请示报告》①,作出批示:“我看可以。兹事体大,建议政治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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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指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上报的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12条方针政策。后来中国对香港的12条基本方针政策,就是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后形成的,并写进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1983年4月22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审议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修改方案。在会上讲话指出:这个“十二条”①,是我们下个月开始同英国谈判②的基本方针。谈判首先要确定前提,就是一九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这个问题是不容讨论的。第二是一九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之后,香港怎么办?怎么样保持香港的繁荣?保持繁荣的办法就是若干不变。第三是从现在起到一九九七年这十四年过渡时期中,怎么保证香港不出乱子,双方都不做损害香港繁荣的事情,怎么做到顺利交接,确定香港人怎么样在各行各业,特别是政治、经济、法律、对外事务等方面逐步参与的方式。还指出:谈判可能谈好,也可能谈不好,如果谈不好,明年九月,我们也要单方面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并同时宣布中国收回香港以后的一系列政策,就是这“十二条”。“十二条”里面有个“五十年不变”,这样规定可以使香港人放心,减少他们的疑虑;可以使人们更感到我们政策的连续性、可靠性,有利于我们和英国谈判,有利于顺利收回香港和保持香港的繁荣。所以,“五十年不变”是个大问题。在谈到培养治港人才的问题时说:将来特别行政区政府由香港爱国者为主体组成。爱国者的标准就一条,赞成中国收回香港,拥护国家统一。现在就要考虑培养人才,并逐步参与管理。为此,有必要在香港成立若干政治性社团,以便从中锻炼一批政治人物。会议原则批准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修改方案。

  △ 下午,出席刘斐③的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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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指解决香港问题的12条方针政策。

  ② 指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1983年5月,因两国在议程问题上存在分歧,会谈未能如期举行。第一次会谈于同年7月12日和13日在北京举行,至1984年9月6日,中英会谈共举行22次,最终形成了中英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3个附件。

  ③ 刘斐,1983年4月8日逝世,终年84岁。

  1983年6月21日

  上午,会见民主柬埔寨领导人。在谈到中国统一问题时说: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有不同的社会制度,这是史无前例的。实际上,真正统一了,台湾一个制度,香港一个制度,大陆一个制度,大陆是社会主义制度。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国家包含不同的制度,马克思没有讲过这个问题,我们大胆地提了。如果不这样设想,绝对不可能统一。这样的设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符合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精神的。历史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最好的是列宁和毛泽东,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把本国革命引向胜利,核心就是实事求是。

  1983年6月25日

  上午,会见出席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讲话。在谈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情况时指出:为了照顾英国,我们谈判可能不从收回香港问题开始,而先从一九九七年后香港实行什么制度、什么政策谈起。这个政策充分照顾外国人首先是英国人的利益。不仅保护中国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外国人的利益也不受损害。港人治港要有什么条件?只要一个条件,就是爱国者。什么是爱国者?赞成、主张祖国统一的就是爱国者。人们担心变。一九九七年以后我们谈的这一套会不会变?我们说不变。只讲不变还是空的。我们考虑定个年限,总的是保持香港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有法律等等。我们先来个五十年不变好不好?五十年够长了。讲五十年比不讲年限好,更能使大家放心。今天讲的有一点新话,就是五十年。中国根基在大陆,不在台湾,不在香港。四个现代化建设,香港出了点力,以后甚至出力更小也有可能,但我们不希望小。中国的建设不能依靠“统一”来搞,主要靠自力更生,靠大陆的基础。当然还要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外资,但主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所以香港也好,台湾也好,不要担心统一以后大陆会向你们伸手,不会的。最近港币贬值是有人为因素的。我们一定要使英国人承担责任,不要做损害香港的事。在谈到十四年过渡期问题时说:第一双方不要捣乱,文明点讲,双方都不要做损害香港繁荣的事情。中国政府不会捣乱,英国人就难说了。谈判的焦点可能是这个问题。英国对我们一九九七年后的政策的可行性、可靠性问题明了了,确实相信我们一九九七年后的政策不变,问题就好办。香港要培养人才,逐步参与他们的管理,行政也好,司法也好,财政各方面都要参与,搞好交替。香港的爱国者要考虑怎么样推荐和培养一批合格的人,特别是年轻人,逐步参与,将来才能把香港管好。在过渡时期,中央政府还准备采取措施参与香港的经济活动。这是增强港人信心的重要措施。一九九七年以后北京不派总督,不派头头。将来香港采取什么形式,由你们香港人去定。名字叫特别行政区。我们派个小军队去,不要香港负担费用。

  1983年9月10日

  上午,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希望不要再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在香港问题上,希望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中国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不会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还有十四年,这十四年要过渡好,核心是一九九七年能顺利收回香港,不会引起动荡。比较顺当地交接对各方面都有好处。过渡期有个香港人参与管理的问题。参与管理,不当主角可以,但要开始知道哪些方面的管理。无论政治、经济、商业和金融方面等等,不知道怎么行,一下子拿过来怎么行!所以要逐步熟悉、参与,整个过程就完满了。希望本月二十二日开始的中英第四次会谈,英方不要再纠缠主权换治权问题,要扎扎实实地商量香港以后怎么办,过渡时期怎么办。这对彼此最有益处。

  1983年10月30日

  上午,会见西班牙外交大臣费尔南多·莫兰,就国际形势和两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交换意见。说:我们两国在国际问题上有许多共同语言。西班牙在前进,中国也在前进。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问题也比你们多。不过,我们现在走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我们的事情是可以办好的。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香港问题和直布罗陀问题①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我们相互都能理解彼此的立场。中英两国政府正在进行谈判,但谈判的前提是一九九七年中国必须收回香港。不管英国人怎么打算,到一九九七年必须收回。三个条约都得作废。最近,英国人又提出,不讲治权,讲某种程度的参与管理,我们说,还是不行。英国人在谈判中搞了一些手脚,前不久港币贬值,就是英国人搞的,这是一种威胁,这个吓不倒我们。我坦率地告诉了撒切尔夫人,如果在解决香港问题的十几年过程中,香港出现不能收拾的局面,中国政府将重新考虑收回的时间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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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直布罗陀原属于西班牙领土,1704年被英国军队占领。1713年英国、西班牙两国政府签订乌德勒支条约,迫使西班牙将直布罗陀割让英国。长期以来,西班牙为收回直布罗陀进行斗争。20世纪80年代开始,两国政府就这一问题举行了多次谈判。

  1984年4月18日

  上午,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指出:自从大臣阁下一九七八年访华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同我们的大目标相比,这仅仅是开始。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在三十年至五十年内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的发展前途不取决于个人的作用,而取决于政策是否正确,路子对不对头。中国过去几年的变化符合人民的利益,人民喜欢,因此我们的政策将继续下去。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指出:我们已经多次宣布,一九九七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香港的现行制度五十年不变。我们采取这一主张是同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长远目标联系起来考虑的。解决香港问题是中英两国之间的事,与其他国家无关。香港问题只能由我们两家解决。双方的协议应该更原则一些,太烦琐了往往会出差错,不合实际,也会束缚一九九七年后香港特区的自治权。解决香港问题将是中英合作的一个范例,这不仅会增强和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而且会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过渡时期这十三年不会是很平静的,有人要起破坏作用,并且已经有了信号。现在意识到,提出来是必要的。英方也要想到这个问题,采取预防措施。必须看到在过渡时期内有很多事情要做,需要双方合作。没有一个机构怎么行?可以考虑这个机构设在香港,轮流在香港、北京、伦敦开会。在谈到中国在香港驻军问题时指出:一九九七年后,我们派一支小部队去香港。这不仅象征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对香港来说,更大的好处是一个稳定的因素。

  △ 会见结束后,同吴学谦①、鲁平②谈话。指出:要了解香港的金融和人事方面的问题,处理过渡时期香港人的逐步参与问题。中心的问题是参与问题,主要是香港人逐步参与,中国银行、香港的华人银行也要参与。这个问题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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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吴学谦,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

  ② 鲁平,当时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秘书长。

  1984年5月25日

  上午,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的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针对本月二日香港《明报》报道中央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一九九七年后中国不会在香港驻军一事,指出:趁这个机会,我要对记者们说几句话。关于“将来不在香港驻军”的讲话,不是中央的意见。既然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英国外相也说,希望不要驻军,但承认我们恢复行使主权后有权驻军。没有驻军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在记者们退场后,又指出:我们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国政府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请代表和委员们充分相信,只要按照我国政府的政策办事,香港问题是会得到圆满解决的,真正爱国的、爱香港的人是不会失望的。

  1984年6月22日、23日

  两天上午,先后会见以唐翔千①、唐骥千②、倪少杰③为首的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④、邓莲如⑤、利国伟⑥等。在二十二日的谈话中,介绍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有关情况,并就香港人关心的十三年过渡期的经济繁荣问题发表意见。指出:中国实行开放政策,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过去对社会主义认识有误解,认为越穷越是社会主义。其实,社会主义应该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优于资本主义。马克思认为,发展生产力是基础。我们如果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建国后不搞社会主义的话,就没有今天。我们为什么敢于提“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就是因为我们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路子走对了,人民赞成,变不了。在二十三日的谈话中指出:中英谈判没有“三脚凳”⑦,只有两脚。过渡时期还有十三年的稳定问题,这不决定于北京,我们的担心不比你们小。我们为什么主张成立一个中英联合小组,就是为了十三年过渡期的稳定,而且这个机构要设在香港。我毫不怀疑会有波动,问题是大小,希望不出现大的波动,小的肯定会有。成立联合小组就是为了随时解决问题,以保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要创造好条件,到了一九九七年能顺利地接管政权。不在十三年里做好准备,一朝变动,就会出现大的波折。在这两次谈话中,阐述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指出: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政策不会变。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线索。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在谈到港人治港问题时说: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差。要相信我们中国人自己是能够干得好的。所谓香港人没有信心,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见。目前中英谈判的内容还没有公布,很多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政策不了解,他们一旦真正了解了,是会完全有信心的。我们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在谈到过渡时期的问题时指出:从现在起要逐步解决好过渡时期问题。在过渡时期中,一是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二是要创造条件,使香港人能顺利地接管政府。这两次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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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唐翔千,当时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

  ② 唐骥千,当时任香港总商会主席。

  ③ 倪少杰,当时任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

  ④ 钟士元,当时任香港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

  ⑤ 邓莲如,当时任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

  ⑥ 利国伟,当时任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香港恒生银行有限公司董事长。

  ⑦ 英国政府要求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时,还应有所谓的“香港民意代表”以第三方的身份参加,以加强其在谈判中的地位。中国政府坚持这是中英两个主权国家间的谈判,绝不允许第三方参加。以后,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被英国政府接受。

  1984年9月8日

  上午,会见意大利参议院议长弗朗切斯科·科西加。指出:我们正在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一个台湾问题,一个香港问题。香港要回归祖国,中国正在同英国谈判,可以达成协议。在谈到解决国际争端问题的途径时指出:现在世界上有好多潜在的爆发点,还有一些地方存在着两国之间的主权争端问题。如果不根据新的问题采取新的方法,就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有香港问题、台湾问题,与日本有钓鱼岛问题,与东南亚一些国家有南沙群岛问题。世界地图上,南沙群岛历来被划为中国领土。解决这些问题,一种办法是中国按照历史,收回这些领土。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是否可以避开主权,采取与南沙群岛有关的国家搞共同开发的办法?中国是一个大国,要解决这些问题总要有点新的办法。世界上还有其他问题,比如英阿马岛问题①,现在并没有解决,联合国议程上还有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多得很。这些问题都可能是爆发点,解决的方式,或是战争,或是其他办法。和平谈判,就要双方相互让步。香港、台湾问题,从中国内部来讲,我们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新的想法,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也没有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和共同开发解决争端的办法,都是为了和平而不用战争方式,都叫和平共处。

  1984年10月3日

  上午,会见由二百人组成的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指出:你们这么多人回来观礼,我非常高兴,我看香港一定有希望。这次回来观礼的,各行各业各界人士都有,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也都来了。这说明大家都赞成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赞成中英两国所达成的协议的内容。这就是说,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大前提,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爱祖国,爱香港,在今后十三年和十三年以后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大家共同努力,这个目标肯定可以实现。就我个人来说,我愿意活到一九九七年,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再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再一个是有些人担心干预。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我还讲过十三年的过渡时期参与的问题,参与也是一种干预,当然这个参与不是北京方面参与,而是香港人参与,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人参与。为了便于管理一九九七年以后的香港,在过渡时期后半段的六七年内,要由各行各业推荐一批年轻能干的人参与香港政府的管理,甚至包括金融方面。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我讲过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我们不是有个口号叫“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吗?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希望香港同胞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为一九九七年政权顺利移交作出贡献。在谈到澳门问题时指出:澳门问题的解决,想用香港的方式,我们以前不讲,是不要因为澳门问题影响了其他。澳门问题的解决当然也是澳人治澳,“一国两制”。这个谈话的主要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1984年12月19日

  下午,出席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并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同撒切尔夫人谈话时指出: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为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人们担心中国在签署这个协议后,是否能始终如一地执行,我们不仅要告诉阁下和在座的英国朋友,也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如果说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末在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我还想请首相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我们对外开放二十来个城市,这也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不会改变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相反地,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谈到对国际局势的看法时指出:我们总的看法,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毛主席在世时和整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头一二年,我们强调战争的危险,现在有了些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感觉和平的力量发展壮大,不仅是第三世界,而且东欧、西欧都反对战争。关于中苏关系,我们非常赞成打破僵局,增加接触,我们也在努力增加接触。僵持总不是办法。会见结束后,请撒切尔夫人在过几天见到美国总统里根时介绍一下中英两国合作解决香港问题的情况,并祝贺里根先生连任总统。还说:里根总统认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式是可取的话,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特别是里根总统本人。签字仪式结束后,再次对香港记者表示,如果一九九七年身体还行,一定会去香港看看。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是信守诺言的》。

  1984年12月20日

  上午,会见包玉刚。对包玉刚提出的宁波北仑港的建设和筹办宁波大学等表示支持。在谈到香港基本法起草问题时指出:制定基本法要征求香港人的意见,但制定的权限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是有关主权的问题。基本法是搞得简要些,还是搞得详细些,既然是法律,搞那么烦琐干什么?联合声明是国际上都承认的,有法律效力,联合声明已经规定很详细了,有了它,基本法就可以搞得简要一些。现在香港人老要求基本法订得细一些,越细越好。搞得越细,将来就非变不行。他们不是怕变吗?搞得那么细,规定得那么死,情况发生变化后,哪能不变?香港人担心的问题,联合声明中差不多都有规定,还有什么需要更详细的规定呢?目前香港的问题,第一,十三年中不出现乱子,做到繁荣稳定。第二,顺利过渡到一九九七年港人治港。要找些人出来,要创造条件让他们出来。不仅是人,还有金融方面的事,到一九九七年还只是汇丰、渣打发票子吗?汇丰、渣打可以参与,但不能只是他们发,在香港的中国人的银行可以参加。票子什么时候换?总不能等到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才换吧。所以要创造条件。其他方面的事,都要创造条件。港人治港有个前提,港人必须是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一爱祖国,二爱香港。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指出:中美之间的问题还是一个台湾问题。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消除了中英之间的阴影。解决香港问题的经验如果用于台湾,将对大家都有利,对美国也有利,中美之间的阴影也将消除。谈话中还接受为宁波大学题写校名的请求。谈话结束后,设午宴招待包玉刚一家。

  1985年1月19日

  上午,会见罗兰士·嘉道理①勋爵为首的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在谈话中祝贺合营的广东核电站合同正式签字,并说:你们敢冒这个风险,你们带了个头。前一段,中英在商谈解决香港问题时,香港有些波动,你和你的公司采取了友好积极的态度。我们向你们表示感谢。中国现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香港合营建设广东核电站,是我们合资的最大一个项目,这是了不起的事情,甚至在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都会发生影响。它将使内地和香港在经济上的联系更加紧密,对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增加港人的信心,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谈到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政策时指出:这是中国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本世纪内不能变,下个世纪前五十年也不能变。五十年以后中国同外国在经济上将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能断得了呢?有人说中国的开放政策会导致资本主义。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如果真的导致了资本主义,那末,我们的这个政策就失败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有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但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而且会取得更大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比重将始终占优势。中国在同外资合作中,不会让外资吃亏,但是希望大家都过得去。在考虑政治、经济问题时,一厢情愿是不行的,我们在同英国就香港回归中国的问题进行谈判时,考虑到中国、英国和香港各方面的利益,最后达成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协议。下一步要着手解决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更宽,所谓宽就是台湾可以保留军队。解决台湾问题也不能一厢情愿。大陆的利益、台湾的利益以及同台湾有关的外国资本的利益都要考虑到,否则就搞不成。

  1986年4月24日

  上午,会见香港知名人士安子介①、查济民②。说:“一国两制”是国策。香港有人担心这个政策靠不住。要使人有信心,就要做工作,要使他们通过实践相信“一国两制”不会变,我们在中英联合声明中作出的承诺不会变。信心问题最终要靠实践来证明,现在不相信,到一九九七年看到政策不变,他们就会相信,到了二000年还是不变,他们就更相信,到二0五0年他们就完全相信了。“一国两制”首先体现在基本法里,但基本法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要靠实践。有许多香港人主张基本法要搞得非常细。太细了不好,越详细越管不住。你晓得事情会怎么发展?总的来说,我们的政策没有变的理由,变了对我们不利,香港会成为国家的包袱,几百万人的生活怎么办?要靠国家来养怎么行!变不得的。在过渡时期,香港是会有波动的,一九九七年以后,香港也还会有波动,不会平平稳稳。问题是不要发生大的波动,我们要做工作不发生大的动荡。小动荡可以预料,不可怕。英国人是要搞一些把戏的,这一点我们要清醒。福利主义不能搞,搞不起。香港问题解决的程序,第一是搞基本法,这是非常郑重的事情。第二就是交接,要顺利交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体在基本法制定出来后,从一九九0年开始就要认真搞参与,要有参与的时间,即中英联合声明说的过渡时期的后七年。参与,是香港人的参与。当然,也有中央政府的事。从现在起,四年内就要物色人,创造这些人参与的条件,做好准备工作。直接参加管理的人,要找一些四十岁、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一定要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参加进去,才能接得上。参与得好不好同接收得好不好是一回事。驻军是体现国家主权,是个安定因素。不要以为香港不会发生动乱。等到发生了动乱再派军队,问题就严重了。有点象征性的军队,就可以防止爆发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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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安子介,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香港南联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② 查济民,当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求是基金会董事长。

  1987年4月13日

  内容 上午,会见葡萄牙总理卡瓦科·席尔瓦。指出: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为处理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我们考虑用何种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立足点是,解决香港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英国和香港的利益;解决澳门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葡萄牙和澳门的利益;而解决台湾问题,则既要符合大陆的利益,也要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从解决台湾问题着手,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受台湾问题的启发,我们考虑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看来,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类问题是成功的,为解决国际争端、消除热点问题提供了经验。在客人谈到有的国家对中国能否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有疑虑时说:不会变,没有理由变。要变,我们就什么也搞不成,会遭到人民的普遍反对。中国越发达,同各国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越多。到那时,国际上需要中国市场,中国也需要国际市场,怎么变得了呢?因此,七十年后也不会变。会谈后,和席尔瓦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87年4月16日

  上午,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①的全体委员。指出:“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法,这是一个新的事物。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在谈到要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需要的条件时指出:第一条,需要政局稳定。一切要从大局出发。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第二条,就是现行的政策不变。要从我们整个几十年的目标来看这个不变的意义。比如雇工问题,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就这个问题本身来说,既然是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允许雇工?因为我们搞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雇工和过去的雇工不同。重要的是,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有开拓的精神,而不要去损害这种积极性,损害了对我们不利。还指出:说不变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荣和稳定,五十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现在有人议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收。我要说,我们的物价有点问题,对基本建设的投资也收紧了一点。但问题要从全局看。每走一步都必定会有的收,有的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总的是要开放。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在谈到基本法的起草问题时指出: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级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还指出: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这种想法不实际。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那就非干预不行。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

  △ 在钓鱼台会见包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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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这次会议于1987年4月13日至17日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的征集和审定办法》。

  1988年6月3日

  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①全体与会者,感谢大家对中国的发展提出积极建议,希望各国企业家放胆到中国来投资,进行技术转让,帮助中国发展。在谈到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时指出:我们是在一个贫穷的大国里进行改革的,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我们搞建设有三十九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是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对香港的政策,我们承诺了一九九七年以后五十年不变,这个承诺是郑重的。这是有根据的,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的时间,除了这个世纪的十二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五十年。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实际上,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香港要稳定。香港的稳定,除了经济的发展以外,还要有个稳定的政治制度。现在香港的政治制度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今后也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如果硬要照搬,造成动乱,那是很不利的。这是个非常实际的严重问题。在谈到民主问题时说:大陆搞改革,完全搬用美国式的民主,是行不通的。中国这么大,如果天天这里游行,那里游行,哪个政府受得了?这样的事情,一切要着眼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要吸收国际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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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1988年5月30日至6月3日由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在北京主办。会议就科技发展的主要趋势及前景、世界经济目前的结构性变化及其影响、90年代的能源及环境变化和国际政治关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1990年1月18日

  上午,会见李嘉诚。在谈到中国的发展和稳定问题时指出:去年的动乱,美国卷入得很深,现在转得也快。中国的稳定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全人类的利益。如果中国乱起来,成亿人向世界各地跑,难民问题将遍布世界,香港首当其冲。中国乱起来不只是大陆的问题,而将是国际局势是否稳定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是靠自己。中国将成为政治经济强国,世界舆论普遍同意这一点。中国要发展,首先要稳定,开放政策要继续下去,也靠稳定。中国头号的问题是稳定,没有稳定就没有希望。香港要千方百计地帮助国家稳定,国家不稳定,首先受害的是香港。我们如果对动乱不采取坚决稳妥的办法迅速解决,中国将乱得一塌糊涂,也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局面。如果中国出现“文化大革命”那样全面内战的局面,哪里还谈得上发展?迅速解决动乱,取得安定的环境,这个决心我们下对了。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中国人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人,不管他是哪个党哪个派,都不能说完成了历史使命。百分之九十九的香港人是爱国的,这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几年前我讲过,从一九九0年起,香港人就要参与香港行政、司法、经济、金融等各方面的管理,不然政权怎么能一下子接过来。动乱平息后,英国参加对中国的制裁,在香港问题上也放出触角,试探中国,要从政治上入手,搞“政治民主化”来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争取在香港得到更多的利益,使得它在一九九七年以后仍然管理香港,保持部分宗主国的权力。英国放出这样的空气,要价要得很高,起码比过去高了。这种讹诈的方式和主张,是吓不倒中国人的。中国人在主权问题上不会放过一分一毫。中国绝对不能软,不能让人认为中国会屈服,能制裁得了。我跟撒切尔夫人谈过,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在考虑制定香港基本法时,我就讲不能使中央政府无所作为。如果把香港变成反社会主义、反大陆的基地,中央政府就要干预,不干预会越搞越大。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要中国、香港、英国三方面都能接受,五十年不变,大家都得到发展。真正能稳定香港的,第一是大陆的政策不变,第二是华资强大起来,与国内取得共识,包括推荐管理香港的人才。要有才干的人管理香港,才能稳住香港的局面。爱国,就是要爱整个中国,爱中国香港。这个力量怎样凝聚起来,采取什么形式,要考虑。希望你同接触到的有影响的人取得共识,搞好香港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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